唐朝的酒令行令承继古俗，但组织形式更加完备。参加者人数不拘，常法仍以20人为一组。每组设一个监令，观察依令行饮的次序。按照当时县令为“明府”的习惯，此人被命名为“明府”（引自赵彦卫〈云麓漫钞〉卷2）。明府之下设二录事：“律录事”和“觥录事”。律录事司掌宣令和行酒，又称“席纠”、“酒纠”。觥录事司掌罚酒，又称“觥使”和“主罚录事”。〈醉乡日月〉有“明府”、“律录事”、“觥录事”三门，说的就是当时酒筵行令的组织规则。据《醉乡日月》，明府管骰子一双、酒杓一只，决定每一项游戏的起结。律录事管旗、筹、纛三器，以旗宣令，以纛指挥饮次，以筹裁示犯令之人；觥录事则执旗，执筹，执纛，执觥，实施罚酒。正是在这样一种有规则、有节度的筵饮组织中，唐人上演了一批批精彩的酒令节目。

当时最为人乐道的是律录事（席纠）。他是酒令游戏的具体组织者，是酒筵上的核心人物。所以《醉乡日月》说律录事须有“饮材”，即第一要“善令”：熟悉妙令，能够巧宣；第二要“知音”：擅歌舞，能度曲；第三要“大户”：有酒量，能豪饮。中唐以后，担任律录事的人物往往是专门的“饮妓”。《北里志》说妓女绛真“善谈谑，能歌令，常为席纠，宽猛得所”；说妓女郑举举“善令章”，“巧谈谑”，曾参与“名贤醵宴”；又说妓女俞洛真，“时为席纠，颇善章程”。刘禹锡所说“欢生雅”，概括了当时唐人筵饮风格的一般特点。

面对这样一批酒纠身份的慧丽女子，唐代的词客们抒写了许多浪漫的诗篇。例如郑仁表有赠俞洛真诗，云：“巧制新章拍指新，金□巡举助精神。时时欲得横波眄，又怕回筹指错人。”方干有《赠美人》诗，云：“酒蕴天然自性灵，人间有艺总关情。剥葱十指转筹急，舞柳细腰随拍轻。”黄滔有《断酒》诗，云：“免遭拽盏郎君谑，还被簪花录事憎。”后一句中“簪花录事”，当时就成了“饮妓”或“酒纠”的别名。